互通有無，台海和平的資產或負債？
撰文：黃怡婷、徐碩、薛巧妮∕校稿：陳亭融、張聖昀、何昱萱
1987年解嚴以後，沈寂已久的台海兩岸開始互通有無，即使歷經數度波折，臺海兩岸的經濟往來仍十分熱絡，呈現相互有所依賴的情形。在貿易表現上，中國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與出口國，佔了台灣貿易總額近三成。[1]另一方面，雖然同年中國十大貿易夥伴中台灣僅排名第七，對台灣的貿易依存度程度僅約4.5％，然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僅次於香港、新加坡，高於日本、韓國、美國等國，為世界第三。[2]
在「互賴理論」的思考方式下，當兩國彼此經貿往來增加，到達彼此互相依賴的程度時，由於社會部門從中得益，會促使政府推動繼續深化經貿交流的政策，而維護雙方的和平。而我國的社會部門作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角色，因此在這個兩岸經濟與貿易互相依賴的情況下，互通有無似乎成了台海和平與安全的基石。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首先分別討論互賴加深對我國社會部門中資本財團與公民社會的影響，接著藉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理論將我國政府的能動性納入考量，最後考慮中國政府的態度，以綜合分析兩岸間的經濟依賴對於台海和平的影響。
就如同全球化利於資本家一樣，我國的大企業、大財團能在兩岸經貿往來的過程中獲利，因此會傾向於支持較親北京方面與和平的政治立場。然而，對資本家有利，不代表整體社會能雨露均霑。經貿全球化下，若因產業轉型、工廠外移造成低階勞工結構性失業，或者因此容易捲入金融風暴造成循環性失業等事情，容易造成國內貧富差距跨大，引起底層公民社會不滿，激起社會的矛盾。此外，在台灣對於中國大陸依賴加深的同時，台灣也面臨著主體性喪失的危機，本土與草根意識堅強的公民社會，便容易激起反對進一步開放對大陸市場的政策，同時推動整體社會的反親中力量。如318學運，便是因為這些因素下引起的公民運動，對於日後政治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經貿往來對於社會部門之政治態度的立場，需要考量其利益是否平均分配到社會各部門的結果，以及公民社會與資本的折衝。
雖然如此，社會部門卻不完全是國家整體，而上述的論述容易忽略政府的角色，是故需要進而探討之。而根據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理論的模型裡，政府單位仍是具有自主性的單元。雖然在民主政治的國家中，政府的執政受到選舉影響，然而在短期內政府仍有相當大的控制能力。以當前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而言，雖然不若國民黨親中，同時有「川蔡電」等容易被視為挑釁的作為，但從就職演說提及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遵造憲政體制，並在近日拋出「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兩岸關係互動「三新」主張等各處談話中，仍然可以發現蔡英文執政對於兩岸的和諧發展仍有所堅持。至於中國大陸方面，若中國對台灣的依賴程度不足，或者社會部門的力量不夠成熟，則無法阻止其武力犯台的可能。然而，考量到當前中國必須為「國際社會新秩序的老大哥」的形象而為世界和平努力的當下，短時間內中國主動軍事攻擊台灣的機會並不高。
就台灣內部的立場而言，隨著兩岸近年來經貿互賴的加深，一方面經濟的「既得利益者」不敢「輕舉妄動」（比如上述提及的企業財團），深怕利益因為政治因素受到重大折損，另一方面部分台灣民眾心疑中國「以商促統」，不安與不信被引發，反中傾向由是而起。然而，短期內基於蔡政府猶堅定主張並推動現狀下的兩岸和平，目前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甚微。惟台灣公民社會與資本財團的折衝可能成為變因，乃就此兩方對立勢力長期的影響力而言，其將以選票決定執政者∕黨何者，無疑將持續對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起關鍵且綿長的作用。
